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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網絡主播正式成為國家認可的新職業，2024年也是我們進行網絡娛樂主播田野調查的第四年。

記得在我第一次進入直播間時，一只火箭從屏幕的底部騰空而起，穿過一位年輕女孩驚喜的臉龐。她穿著一件白色的連衣裙，頭上扎著夸張的兔耳朵，臉頰微紅。當火箭騰空而起時，她用雙手捂住嘴，瞪大了眼睛，露出上天眷顧般的驚喜，口紅特效卻因此而被映在了纖細的手背上。禮物想必價值不菲。我懷著好奇心，從列表中搜羅一番，發現這一特效的價格是一千元人民幣。不得不承認，在那一剎那，我無法產生任何的共情。

不過，田野研究者的嗅覺讓我確信，共情不過是時間問題。對我而言，田野工作的樂趣大抵也在于此：走出象牙塔，與那些可能本來不會產生交集的人們相遇。在這一點上，巴布亞新幾內亞東部群島與秀場直播的虛擬房間并沒有本質上的差別。不過，即便如此，在田野調查的過程中，有三個關鍵詞仍舊在不斷觸動著我：信任、轉場、金錢。

第一是信任。進入秀場女主播的世界并不容易。她們中大部分人必須保持敏感、多疑、自我封閉，這是她們持續進行這一工作的必備技能。我曾發私信給一位主播，告訴她我其實是一名大學老師，正在從事秀場直播的研究。她的回復爽朗而直接：“你真逗，我還是大學校長呢！”

女主播的自我封閉，部分也來自社會新聞對于她們的污名化。在田野中，我結識了一位叫做火焰的男性用戶，他是一名來自杭州的律師，擁有令人羨慕的學歷、手術刀一般的理性，以及不菲的收入。他和我說：“所有的社交媒體平臺，都有一個功能，叫屏蔽陌生人。但是你看，直播平臺中并沒有這個功能，如果讓女主播去選擇的話，她們更希望去屏蔽熟人。”

第二是轉場。因為疫情的原因，在很長一段時間內，我與這些主播、運營、用戶的接觸都是通過線上的方式進行，信任的建立本就非常艱難。更麻煩的是，在我們的觀察中，秀場主播往往作為這些女性的一項過渡職業，她們并不會在其中逗留太久，很可能兩三個月就會離開。而大部分離開這個行業的女性都會選擇和自己的觀眾徹底切斷關系。作為研究者的我，并不一定會因為自己的身份而成為例外。

在傳統的民族志研究中，“村落”是一個固定和封閉的場所；但在互聯網民族志中，“場”是一個流動的存在，研究者需要處于時刻跟隨的狀態：可能是從一個賬號到另一個賬號、一個直播間到另一個直播間，也可能是從線上到線下。在疫情結束之后，我走訪了很多城市，見到了許多直播間的主播和核心觀眾——當我坐在角落里觀看女主播的直播時，那種觸動是線上的觀察無論如何也無法相提并論的。

第三是金錢。在我受到的教育中，質性研究者應該警惕金錢在其中扮演的負面作用。在直播間中，我作為一名“場控”，同樣需要每天處理這一問題：我是否應該打賞，應該打賞多少；當我的被訪者遇到經濟困難向我借錢時（借錢在直播產業中是一種常態），我是否應該伸出援手，又該如何度量我自己的能力。

這些經歷讓我不斷反思金錢的意義。事實上，幾乎每一個田野研究者都會面臨金錢的問題，但卻很少有人愿意提及，仿佛我們憑借學術的魅力便可以“搞定”自己與被研究者的關系。事實上，在大部分情況下，被研究者對我們意味著什么，我們一清二楚（發表、獲獎、職稱和社會聲望），但在“我們對于被研究者意味著什么”這件事情上，很多研究者又表現出令人驚訝的漠視。

2024年，我陸續走訪了成都、長沙、上海、杭州、菏澤、北京等城市，繼續著網絡主播的田野調查。同時，我的寫作仍舊在進行中。在田野的過程中，我幸運地遇到了兩位優秀的研究者：葉蓁和王怡霖。我與她們合作完成了若干中英文的研究論文；目前，我還與王怡霖合作完成一本中國秀場直播的人類學作品。我在其中受益于她們的專業與熱忱。

一路走來，我同樣想感謝的，是那些愿意接受我們訪談的主播們。在中國平臺經濟的巨輪之下，她們如同一枚枚隱秘在甲板下的齒輪，很少有人會在意她們在轉動中的摩擦與疼痛。不過，就是這樣一群人，支撐起了秀場直播產業。感謝她們的真誠袒露，更感謝她們讓我學會了，如何在不能完全認同一個行業的同時，去愛具體的人。

作者系中國人民大學新聞學院副教授

來源：中國社會科學網

責任編輯：張賽

新媒體編輯：張雨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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