達達主義的獨創性以及蘇黎世之達達主義在歐洲的誕生
伴隨著特殊時期，很多情境說明，其實，達達主義不僅僅是一種先鋒性的運動，而且更重要的是，意味著拒絕資產階級社會的價值觀，意味著徹底更新表達手法，走向一切的反面，甚至與藝術活動本身相抵觸。
達達主義就是否定一切，是虛無主義。
因此，特里斯坦·特薩拉這樣寫道，“達達沒什么含義”，他只是隨意打開詞典選擇了這么一個名字。
與此同時，安德烈·布勒東認為立體主義是繪畫學校，而未來主義則是政治運動，并把達達主義定義為一種心態。
因此，達達主義的出現有兩個原因:藝術家在當代社會中的奇怪處境和戰爭引起的醒悟。
自資產階級上臺以來，藝術家開始感到在社會結構中沒有適當的位置。
此后在20世紀初，先鋒派在藝術與社會之間產生了分離，創造了資產階級公眾理解不了的藝術。
阿瑟·克拉文明確宣布:“絕對應該在頭腦中灌入這樣的思想，藝術是對資產階級而言的，而我將資產階級理解為一個沒有想象力的先生。”
除此之外，導致達達主義出現的另一個原因是，藝術家覺得他們的藝術沒用。
因而，戰爭爆發是先鋒派過去一直相信的進步夢想的終結。
當時一群藝術家逃離了沖突，希望終結傳統的藝術實踐。
而達達運動是一種反傳統和破壞性的運動，它用行動和反對一切的斗爭，改變了附帶的生活和浪漫的波希米亞風。
并且，爭議和丑聞在最初幾次先鋒派的展覽中頻頻發生。
同時，攻擊和辱罵也已發生在著名的《未來主義的夜晚》中，但隨著達達主義的誕生，出現了以前從未見過的事情。
這時候，藝術作品被看作展覽的一部分，其中最重要的是態度而不是作品本身。
對藝術作品種類的毀壞是達達主義最常見的活動之一。
正因為如此，就出現了難以分類的對象，例如《表現場景》《現成制作》或《射線》。
同時，在達達主義所開展的活動中，引起轟動的基本要素之一是試圖抹掉所有藝術足跡，消滅情感以及作者的存在。
為了不使藝術品神圣化，達達主義的藝術家們不斷訴諸幽默、諷刺和荒誕，要求使用各種類型的材料，包括廢物。
不過，達達主義無論在理論還是在實踐上都沒有表現出統一性。
有數百種達達宣言，有些相互之間甚至還是對立的，而且也沒有獨特的達達風格，因為兩次戰爭期間的政治和社會形勢在不同地區是不同的。
同時，在蘇黎世，不經意間，達達主義恰到好處的悄悄然地在歐洲誕生了。
戰爭的爆發導致一群知識分子和藝術家逃往瑞士城市蘇黎世。
德國和平主義詩人雨果·鮑爾即是其中之一，1916年2月15日他在這座中立的城市，在列寧居住的同一條街上，成立了名為“伏爾泰酒館”的夜總會。
在這里聚集了一群年輕的藝術家，如羅馬尼亞作家特里斯坦·特薩拉(1896-1963年)，他的同胞馬塞爾·揚科和喬治·揚科，柏林詩人和雕塑家理查德·胡森貝克，電影制片人和畫家漢斯·里希特，以及阿爾薩斯畫家和雕塑家漢斯·阿爾普。
并且，應特薩拉的要求，鮑爾還編輯了一份名為《伏爾泰酒館:藝術和文學作品集》的三語雜志，參加其中的藝術家有馬里內蒂、畢加索、布萊斯·森德拉斯、康定斯基，以及蘇黎世的達達主義藝術家們。
在該雜志的第一期中，“達達”一詞首次出現。
兩年后,《達達主義宣言》也出現在這本雜志上。
雨果·鮑爾和特里斯坦·特薩拉是蘇黎世達達主義的主角。
“伏爾泰酒館”的不眠之夜平穩進行。
鮑爾把自己的畫掛起來，并進行鋼琴演奏，而他的妻子艾美·亨寧斯則放聲歌唱。
特薩拉比鮑爾更加激進和活躍，他利用虛幻和挑釁的書面和口頭語言，豐富著酒吧中的活動。
在表演中，還有詩歌朗誦、非洲舞蹈以及打擊各種物體的音樂表演。
但是，最著名的表演莫過于是“詩朗誦”和“靜態詩表演”。
在“詩朗誦”中，同時用英語、法語和德語朗誦，因此觀眾根本聽不懂。
在“靜態詩表演”中，每個單詞都寫在椅子上的海報上，每次幕布拉起，它們的位置都會發生改變。
在那些年中，最重要的造型貢獻是漢斯·阿爾普(1887-1966年)的拼貼畫和木質浮雕，這些作品突出了表現自由和反對偶像崇拜的特點。
他嘗試使用裁紙，后來又嘗試使用色彩鮮活的木材，這些木材提前由機器切割好、用噴槍上好顏色，放棄了獨特性的創作和所有預先策劃好的技藝，如在《特里斯坦·特薩拉的肖像》(1916年)中所展示的那樣。
而且，特薩拉邀請法國畫家和雕塑家弗朗西斯·皮卡比亞參加達達主義的創作。
為此，這位法國畫家和雕塑家于1919年1月抵達蘇黎世，與特薩拉一起編輯了《達達主義》雜志的第4期和第5期，以及他在巴塞羅那時創辦的《391》雜志的第8期。
于一年后，在皮卡比亞的鼓動下，特薩拉移居巴黎。
此后，戰爭一結束，其他藝術家也離開了這座城市。
他們的離開和“伏爾泰酒館”的關閉，標志著蘇黎世達達主義的終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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